宏观专题：经济新通胀市场新格局-20210524（23页）.pdf

1、其次，货币分布改变。由于经济发展和金融部门扩张，货币分布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货币分布于金融领域的份额逐渐提高，货币总量中用于实体经济中商品(实物和服务)交易流通的份额下降，大量货币囤积于金融领域，货币“脱虚向实”随经济形势周期性变化。正是金融交易带来的财务性周转需要，导致了中国当前货币环境中 “存量过多、增量不足”的矛盾局面。在马克思、费雪的年代，流通中货币是基本用于商品交易的;在凯恩斯时代，流通货币是大部用于实体部门商品流通的(凯恩斯区分为工业流通和金融流通);而自经过上世纪 90 年代金融自由化带来的金融“大爆炸”年代后，新世纪以来的金融流通对流通货币数量的影响，实际上已超越了实体部门中的

2、商品流通需求和投资、经营等融资需求。第三，央行终极做市商的新角色地位形成。央行的传统角色定位是最后贷款人，即通过基础货币投放，调控全社会流通货币数量。然而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日益常态化;央行也只有通过常态化的公开市场操作已以政府债券为抵押品的创设工具或为直接操作对象(即直购资产)，才建立起了法币背后的国家信用。央行的常态化公开操作也使国债管理突破了财政均衡的范畴，而进入了货币经济领域。正是国债存在着作为国家信用载体的货币经济学意义上需求，才使得当前欧美金融市场上国债不足成为基础矛盾，从而直接导致了国债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央行公开操作实际上也为这类资产提供了微观流动性，使现代

3、信用货币体系得以有效运转，而这正是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和基础。第四，货币工具性质由总量向结构转变。在宏观调控中，货币工具通常被认为是总量性质的工具，因而货币是流动的，你无法控制货币流向，因而只能是总需求调控工具。无论是凯恩斯学派，还是货币主义思想，都认为如此，更不用说奥地利学派了(该思想的自由市场体系最不兼容外来干预)。然而，随着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和监管技术的进步，以及流通货币分布结构变化的加大，对货币分布进行引导和调整，将是可行和有效的。这方面，中国在货币的宏调实践中，就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货币当局通过货币信贷的定向投放工具，以及金融市场监管规则的调整，成功的使得货币分布发生了“脱虚向实”的改变。如果，高货币会带来高通胀，那么日本一定是经历了持续高通胀的国家。然而，日本“消失的 30 年”， “流动性陷阱+通货紧缩”组合是常态，提推高通胀是日本经济宏观调控持续的主题。